近日，由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出版，我校外国语学院教授、语言与文化研究院研究员阮炜所著的“文明研究系列”丛书第四卷——《四海一家：从地缘共同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一书正式发行。
《四海一家：从地缘共同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一书，基于对“地缘共同体”概念的提出及其特点、性质、界定和划分的辨析基础上，试图回答以下问题：在由中日韩、东南亚联盟和蒙古国等构成的东亚这个地缘连续体中，是否一直存在一种经济、文化和社会整合的趋势？一个建立在地缘一体性、经济相互依存性以及文化和社会亲和性基础上的东亚文明是否已然存在？这种地缘整合趋势是否将最终导向东亚共同体，即，一个经济和社会文化意义上的东亚联盟体的形成？一个类似于欧盟的超国家区域联合机制——“以区域经济一体化为基石，通过自由贸易区、经济共同体、货币联盟等形式，由低级到高级，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利益交织、相互联结而成一体的关系状态，并由此进一步发展为安全共同体和社会共同体”的区域一体化机制的建立是否可能？作者以东亚—人类文明的瑰丽图景和经史结合的文化—历史手笔，描摹长时段视野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新秩序，想象未来世界三百年。
该书所属的“文明研究系列”丛书系我校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外国语言文学学科重点打造的“语言与文化研究文库”项目。除本书外，《文明理论》《文明的意志》《文明的表现——对5000年人类文明的评价》等丛书内著作已陆续推出。该套丛书力求通过更大视野、更大格局的文明研究，以“社科之智”回答“时代之问”。
书 摘
“远亲不如近邻”。这个俗语是从日常经验中总结出来的看似简单，实际上却包含着深刻的道理。对于某特定的个我来说，“近邻”之所以比“远亲”更重要，就是因为他们恰恰是我的邻居，恰恰就住在我的隔壁或附近，与我有一种空间上的缘分。我与他们有进行种种合作的可能性，在我需要他们的帮助时，他们可能帮助我，因而对我来说更亲；而在他们需要我帮助时，我也可能帮助他们，因而对他们来说更亲。换句话说，密切的空间相关性使我与邻居之间产生了密切的利益相关性，而随着空间距离的增大，即使有血缘关系的人们之间的利益相关性也会减弱，直至消失殆尽。古往今来，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无论在哪个文化区域或“文明”里，空间相关性都会导致利益相关性的产生和加强。
从 1950 年代起，为了避免欧洲内部再次发生“大战”，欧洲成立了西欧联盟、欧洲共同体、欧洲经济共同体等政治、经济和军事性质的超国家组织，它们后来演变为目前的欧洲联盟。眼下，欧盟作为一个历史文化共同体，也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共同体，在很大程度上已然是一个准政治实体，而且正在获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实质性权力。欧盟已成立了欧洲议会这样的全欧立法机构、欧洲法院（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这样的全欧司法机构，以及由各国政府首脑选举产生的欧盟委员会和欧盟理事会这样的全欧管理协调组织。这两者都可视为全欧政府的雏形。不仅如此，欧盟已设立了欧洲理事会常任主席，正在以欧盟宪法条约的形式酝酿产生一部欧盟宪法，再后来或组建一个统一的欧盟外交部，形成一个正式的“欧洲合众国”（The United States of Europe）也未可知。尽管由于种种缘故，当前欧洲一体化的进程明显减速，英国甚至已经退欧，但从大趋势上看，欧盟在未来二三十年里拥有一个统一外交身份的可能性并非不存在。
同样地，中日韩朝俄蒙六国是毗邻的。这种毗邻关系是一种先天性的空间安排。这种空间安排既然是先天性的，便是不可更改、不可复制、不可取消、不可逃避的。在这种空间格局中，中朝韩日之间两千多年以来一存在着密切的文化、经济和政治联系，15 世纪以来更存在着日益密切的经济政治互动。也正是在这种先天性空间格局中，中日韩朝之间不仅已存在经济上相互依存的密切联系，更存在着一种深厚、范围更大的合作势能。所以，无论历史上发生过什么事，从未来发展着眼，它们若能表现出足够强的理性，都应最大限度利用先天性毗邻关系中所蕴含的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克服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消极因素。唯其如此，东北亚方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也唯其如此，包括东南亚十国在内的地缘东亚乃至全世界方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事实上，东北亚各国或中、日、韩、朝、俄、蒙与东南亚各国即印尼、马来西亚、泰国、越南、柬埔寨、缅甸等东南亚国家也是近邻，同属于一个更大的地缘共同体，即拟议中的“东亚共同体”。如果情况好，这个酝酿中的东亚共同体或许还能把“五眼联盟”中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囊括进来。这一地缘意义上的大东亚是一种先天性的空间安排，而这种安排是一种不可更改、不可复制、不可取消、不可逃避的地缘毗邻格局。在其中，各国之间自古以来便存在着一种一衣带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联系。在其中，各国尤其是中日韩朝之间自古以来便一直存在着密切的政治互动。16 世纪以来，在技术和贸易进步的情况下，中日韩三国与东南亚各国在经济上更有了一种越来越密切的相互依存关系，一种越来越强的交往与合作势能。
我们当然应当看到，16 世纪以降，全球化骤然加速，西欧国家与东亚各国开始了直接的贸易和文化往来。从 16 世纪起，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西班牙人和法国人等相继进入东亚。及至 19 世纪中叶，西方人更是携坚船利炮进入中日韩，跟三国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使它们在经济上向西方敞开大门，在宗教上则允许基督教传教士在它们的国土上传教。不久后，日本以其对西方压力的迅捷反应，迅速建立起工业和军事优势，1876 年与朝鲜签订《江华条约》，1895年更因在甲午战争中胜出，与清朝政府签订了马关条约，看似非常成功地“脱亚入欧”了。之后的故事尽人皆知。二战期间，美国卷入亚洲国家的冲突之中，而在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国更是发挥了关键作用。二战结束以后，美国已俨然成为东亚的一部分。这不仅是因为关岛离东亚本土不远，也是因为二战和朝鲜战争以后美国长期在日本和韩国驻军。今天看来，美国完全没有撤出东亚的意思，而随着东亚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强劲的地区，就更没有撤出之意了，尽管美国人口绝大多数远离东亚，美国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都远离东亚，而与欧洲靠得更近。
既然如此，就得问一个问题：今天谈东亚整合进而谈东亚共同体，是否太早了一点？窃以为，如果以区区几年作为尺度，那么谈东亚共同体真可能太早了一点。但如果以十年二十年或更长时间作为尺度，那么把东亚当作一个地缘大家庭来建设，把东亚进一步整合乃至经济一体化作为各当事国的一个目标来追求，以实现其当前和长远利益的最大化，便是题中应有之义。因为从根本上看，作为一个地缘共同体，东亚内部不断加深的文化、经济整合乃至政治合作是任何个人、小集团甚至国家之局部利益都不可能阻挡的宏大趋势。这可能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国际政治思维，而是一种宏观的文明间关系思维。十五年前撰写《地缘文明》（上海三联书店 2006 年）一书，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培养起这么一种思维，能够把目光从狭隘的眼前利益提升到一种更深远、宏大的文明间关系层次。
事实上，整个东亚文明的使命，比任何单独任何一个东亚国家的短期利益高得多、大得多。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作为东亚人，如果我们今天不高姿态，不超越各自眼前的蝇头小利，不去努力整合这个共同的地缘大家庭，就会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就会对区域经济、文化整合乃至政治合作所可能给各当事国带来的莫大利益视而不见。建设拟议中的东亚共同体，其根本目的并不是要在短时间内就建成一个类似于欧洲联盟的“东亚联盟”，而是要培植一种王道而非霸道的精神，养成一种与邻人和睦相处、互利互助、合作共赢而非动辄恶语相向甚至拳脚相加的心态。唯其如此，才能逐步消解 16 世纪以来外部势力侵入东亚，殖民东亚，剥削东亚的格局，尤其是二战后不幸形成的人为的分裂格局。只有打破了这种格局，才谈得上东亚的整体复兴和崛起。
十几年前作相关思考时，尽管坚信中国乃至东亚的崛起是历史大势，不可阻挡，却并没有料想到，仅仅几年后，世界舞台上便上演了一出出精彩纷呈、跌宕起伏的戏剧，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的复兴骤然间就不再是少数学者的预言，而已然成为一个全世界公认、板上钉钉的事实。个人以为，这更多只是人们的认知上的变化，或者说，应更多解读为一种心理上的冲击，其根本原因并不在于世界形势在短短几年间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而是 2008 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与人人都能看得到、感觉到的中国复兴，陡然间把多年来地缘政治力量的累积性变化清晰地呈现在大家眼前，终于引发了人们认知上的转变。
另一方面，即便我们认定东亚已是一个经济和社会文化意义上的共同体，在一个全球化程度越来越高的时代，它也是一个外部力量已深深卷入其中的共同体。除了众所周知的美国因素，更值得注意的是，因日新月异的通讯交通技术和进步，更因日益密切、无所不在的全球经济、科技、政治和文化、教育、体育等交流，所谓西方早已不是 16 世纪之前那个相对封闭、单纯、单质的历史文化共同体，而是已掺入了诸多非西方质素的文明了。试问，没有对火药、指南针、“阿拉伯”数字、造纸术、印刷术等技术和知识的利用，16 世纪以来欧洲人的全球地理扩张、科技进步和经济繁荣可能吗？即便被视为西方文明前身的希腊罗马文明也是在系统地、大规模地吸纳两河与埃及文明的文化和技术要素以后，才有了卓越表现。反过来看，没有近两百年来欧洲、美国在科学技术和社会文化理念方面的引领作用，没有它们巨大的资本和消费市场，尤其是没有它们发挥主干作用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是决不可能取得如此巨大成就的。各文明与几百年前已确然大不相同，已确然共存于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地球村里。
但即令当今世界已是一个地球村，也并非意味着村子里将不再有矛盾和争吵。随着力量的天平进一步东移，矛盾争吵的频繁和激烈程度一定会提高。吵架虽难免发生，打架却应竭力避免，恶性械斗更应避之唯恐不及。在力量重心加速向东转移的过程中，如何避免全面战争和他形式的恶性争斗，是摆在未来几十年东亚和太平洋沿岸各国面前的一个巨大课题。考虑到各主要当事国都有高水平的核武器及高效投射手段，毁灭力极强，这何尝不是对人类的一次巨大考验？在此，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价值突显出来。尽管中国尚未加入前者（但中国领导人已表示对之持积极开放的态度），而后者因成员国太多，目前只是一种效率有限的对话机制，难以达成任何实质性协议，但随着东亚各国尤其是中国进一步发展，与发达国家差距日益缩小，这些组织演变为一个亚太自贸区也并非不可能。可以预期，这种跨太平洋合作将起到减缓冲突、消解矛盾的作用。东盟与中日韩合作（10+3）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等机制的作用更不可忽视。这些机制所促成的东亚合作规模虽仍有待提高，但随着各国尤其是中国进一步发展，假以时日，在未来某个时候演变为一个中日发挥主干作用的东亚经济和文化共同体并非天方夜谭。
所以，让我们拭目以待，看看东亚各国能否表现出足够的智慧，形成一个越来越具有实质意义的地缘共同体；看看亚太地区各国能否表现出足够的政治智慧，实现越来越具实质意义的经贸合作，甚至进一步演变为一个亚太自贸区。我们当然不能准确预知未来。未来究竟会发生什么，谁也说不清楚。但有一点很清楚：中国乃至东亚的重新崛起不大可能采取西方历史上常见的权力更替形式，如在 18-19 世纪殖民北美的英国取代西班牙和法国势力的过程中发生过的多次争霸战争；再如在崛起的德国试图取代英国的过程中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可以肯定，东亚尤其是中国的复兴不会采取武力扩张、大片占领他者土地的形式。这意味着，未来人类要避免掉入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并非不可能。
这是因为，东亚的复兴所必然导致的力量变化，更可能采取经济、文化和政治竞争的形式。很难想象，我们会像冷战时期的主要当事国那样，仅仅为了威慑对手，便各自保有上万枚以上核弹头。西方有识之士早已意识到，较之西方国家，东亚各国总体上表现出了一种更为和平主义的文明性格。他们知道，在历史上大多数时期，中国虽是东亚的头号强国，但它并没有表现出军事征服和领土扩张的欲望。他们知道，东亚佛教、儒教和道教之间从未发生过宗教战争。他们知道，这些东方宗教从不主动向域外传教或输出其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甚至与西方依武力传入的基督教大体上没有发生过战争。所以有理由相信，因了这种和平主义性格，东亚各国在进一步复兴中会充分利用已然存在的全球化平台，积极参与人类共同体和全球文明的形成。如果说和平主义的佛教、儒家和道教已然对西方产生了不小的冲击，那么随着东亚进一步复兴，其温文而雅的文明性格、中道和合的文化精神必将对西方、对世界产生更为深刻的影响。最终，东亚文明的温和性格再加其巨大的经济体量，必将使一直以来世界事务中流行的那种真理独占、非是即非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过时。
因此无论历史上发生过什么，现在正发生着什么，东亚各国所最应做的，是尽快放下历史包袱，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解决好既有领土和领海争端，维护好共同的家园，建设好共同的未来。各国尤其是超级大国中国要时刻记住，我们同属于一个地缘共同体，同属于一个地缘大家庭。应清楚地看到，只有最大限度地利用毗邻关系所蕴含的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地克服历史遗留下来和现时中依然存在的消极因素，才能在建设东亚共同体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上取得实质性进步，世界方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阮炜，湖南师范大学潇湘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深圳大学西方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主要领域为文明文化研究、西方古典学、英语文学研究、形态语言学。曾任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清华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客座教授。曾任杭州师范大学钱塘学者讲座教授、中山大学南方学院讲座教授。兼任上海三联书店《西方古典学译丛》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西方古典学译丛》主编、Globality Studies Journal Editorial Board Member。
编辑：徐雪
审核：杨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