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湖南师范大学邓颖玲教授译著的《英国海洋文学与文化中的海洋批评》一书正式发行。
《英国海洋文学与文化中的海洋批评》一书，紧跟近代海洋文学研究的前沿动向，聚焦近代早期至当代英国文学和文化中与海洋有关的话题，多角度、多主题探讨和反映几个世纪以来海洋文学观念的变化。书中不仅有英国学者对本国海洋文学的研究成果，而且还包括国际上英国海洋文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它为英国海洋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国际的域外视角，有助于研究者从一个更加客观、公正的角度审视英国海洋文学，尤其是海洋文学中建构的英国国家形象。
该书所属的“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系列”丛书系我校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打造的“语言与文化研究文库”重点资助项目。除本书外，《视界与特征——20世纪中国作家接受外国文学散论》等丛书内著作也已陆续推出。
书 摘
（摘自书籍引言）
任何人想在过去几百年的英国文学作品中寻找关于海洋的令人难以忘怀的记录，都会陷入卷帙浩繁而无从下手的尴尬境地。即使粗略地浏览一下本书的文章，也会发现文学作品中的海洋想象都与海事有关。毫无疑问，试图对英国海洋文学进行全面梳理必然会失败。我们深知，海洋文学就像海洋本身一样浩瀚无边，所以笔者将文集内容设计得更为适度一点：它旨在收集一系列批判性和历史性的文献，涵盖了英国文学和文化中对海洋进行的广泛而有选择性的想象性的运用。本文集不仅包括传统上被归类为海洋小说的作品（例如，马里亚特上校、约瑟夫·康拉德、达夫妮·杜穆里埃、Ｃ.Ｓ.弗里斯特、帕特里克·奥布莱恩的小说），还包括对海洋历史中的重要话题做出回应的作品（例如18世纪弥尔顿研究所反映的帝国的崛起，或在后来的作家作品中所反映的帝国的衰落），也包括投射到海洋上的意识形态观念（例如，关于海洋是一个开放或封闭的空间的不同法律概念，或在19世纪工业化的推动下对水手的公众形象的重塑），还包括涉及与航海历史经验相关的更广泛主题的文章，这些主题涉及导航和定位问题、海盗、奴隶制、多族裔船上社区、男性气质以及两性关系。
本书涵盖了近代早期到现在的内容，而文学也许是反映几个世纪以来海洋文化观念变化的最佳载体。阿兰·科尔宾对西方文明中海滨意义的历史研究一直是探索古代文化形态语义变形中最令人信服的研究之一。他追溯了海滨功能的转变———从因其“野蛮”、混乱的结构（上帝未完工的创造之作）以及它强加于人类世界的自然和道德限制而招致诟病的恶魔空间，到象征着高雅品位、休闲和现代性扩张的快乐空间的转变，这些都反映在海洋的文学书写的变化上。在殖民化、经济现代化和全球贸易的背景下，传统文化中海洋的邪恶的负面形象以及许多与之相关的危险在18世纪被新的海洋内涵所取代，它已成为一个技术上可控但社会敏感的空间，这一点在“邦帝”号兵变的轰动事件中得以体现。因此，18世纪的海洋航行大多被描述成重实效的实业，而当代航海戏剧则突出了海上生活和工作的现实元素。浪漫主义的反抽象理念重新把海洋塑造成了一个未被破坏的自然王国和一个远离现代文明威胁的避难所。然而，任何带着深切的文化渴望真正涉足永恒的海洋领域的人都注定要面对极端的海上经历———如柯勒律治的《古舟子咏》和爱伦·坡过于夸张的《一位年轻人的海上冒险》。19世纪的海洋作品常常将海洋描绘成主观意识的反射镜或者文化“过渡仪式”的隐喻，经常将海上航行与心灵净化等同起来，或者“对航行和生活这两个明显相似物进行情绪化的形而上思考”。聚焦于海洋对个人或民族心理影响的海上浪漫冒险故事实际上是在拿破仑战争中众多著名海战之后才出现的。
这样的概括可能需要历史语境，但通常来说，海洋文学研究仍然是在狭义的批评或通用框架内进行。这种批评，虽然它“书写海洋”的文字常常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但是存在这样的危险：它不仅会失去现代海洋经验的更广泛的文化背景，而且还会被局限在流行海洋冒险故事的想象范围内。在《吉姆爷》中，康拉德便嘲笑了吉姆的矫揉造作：
“（吉姆）会忘却自己，想象着自己在通俗文学作品中的海上生活。他看到自己正从即将沉没的船上救人，在飓风中砍掉桅杆，游过一排直线式的巨浪；或者看到自己成了孤零零的幸存者，光着脚，半裸着，走在裸露的礁石上，寻找带壳的水生动物来充饥。他想象自己在热带海岸与野人对峙，在公海上平息叛乱，在大洋中的一只小艇里使绝望的人振作起来———永远都是忠于职守的榜样，就像书本中的英雄一样毫不畏惧。”
当然，还有很多书写海洋的其他方式，也有许多阅读海洋小说的其他方法。乔纳森·拉班认为：“文学中的海洋是一个不可实证的对象，不同时期的作家以不同程度的成功和不同层次的强调在描述它；它更像一种极具流动性和发挥性的元素，为每一位作家和每一代人重新塑造自己。”这段话中有一个循环的元素，但重要的是，有关海洋的小说从来不会被限制在任何一个框架或历史上特定的视角里。康拉德在他简短的讽刺叙述中形成的冒险小说文类也许是海洋文本创作的主导模式，但它绝不是文学和文化中想象出来的唯一的或者甚至是最有影响的模式。本书选编的一个目的是要突出众多不同海洋小说的差异性和政治性，是这些小说形塑了16世纪以来人们思考海洋的方式。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本文集也是紧跟近代海洋历史创新研究的前沿动向。一段时间以来，许多海洋历史学家一直致力于将他们的研究领域重新定义为航海的社会和文化历史研究，一些研究也开始在历史学科和文学学科之间架起桥梁。在这些研究中，海洋不再仅仅是经验主义的、社会经济事实或英雄浪漫冒险故事的虚构场景，而且还是人类生活和国家历史发生根本变化的社会、文化空间。这些见解也引发了对船员和乘客的大量历史研究，这些研究既强调了许多历史上船舶社区的种族多样性特征，也极大地改变了我们对船舶是传统男性世界的印象。这些海洋历史研究焦点和重点的转移影响了本书的形式和内容。虽然本书主要关注的是文学，但它在方式和方法上无疑具有跨学科特征，它考察了大量的历史事实：所审视的文本和视觉资料包括有关海洋边界的早期现代法律论文，文艺复兴和浪漫主义诗歌，19和20世纪的小说、绘画、海洋歌曲，最新的好莱坞电影，以及各种各样的历史、批评和哲学著作。本书试图在文化想象中的海洋观念与海洋对英国社会和政治历史的意义之间找出隐喻的和物质的联系，从而在研究海洋对英国文化身份形成的影响方面提供笔者所希望的新的观点。
本书的12篇文章按时间顺序编排。开篇的两篇文章考察了在本书的时间框架开始时期，欧洲对海洋的态度在法律上和空间上的重大改变。在对17世纪早期关于海洋特权的法律辩论的分析中，詹姆斯·马尔登探讨了对全球旅游贸易背景作出回应的当代思想在多大程度上仍然受益于欧洲中世纪以来的法律传统。从各自的国家利益出发，那些参与这场辩论的人———主要是荷兰人、葡萄牙人和英国人———不是为海洋自由论辩护，就是为闭海论论争，但这些法律立场都是在中世纪传承下来的共同知识框架内进行的。正如马尔登所表明的那样，尽管这场辩论中提出的新的国际秩序是基于自由进入海洋的权利，其思想与17世纪反对将海洋视为向所有人开放的空间并赋予教皇关闭大海权力的观念如出一辙，但它为现代提出的与世界各国分享海洋财富的要求重铺了道路。乌尔里希·金泽尔在接下来的文章中提出，伴随着这种法律的重新定位，空间意识的概念也随之转变。与地中海的“沿岸航行”相反，海洋航行不仅要求航海上的一整套新的技术创新，而且还要求对自我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有新的道德理解。通过研究16世纪“海洋转向”涉及的深海航行三个推论方面的历史———导航艺术、财富隐喻和系统的航行观察实践———金泽尔展示了当代人是如何在公海航行者的形象上为现代性的生存状况找到一个典范的。
本书遴选文章的时间跨度并不是随意的。从16世纪开始，用Ｊ.Ｈ.帕里的话来说，就是回到欧洲“发现海洋”的那一刻，在这一时刻，西方海员们“发现”世界上所有的海洋实际上只是一个可畅通航行的大海洋，这也是卡尔·施密特界定的“全球范围内的空间革命”的时代，它在陆地和海洋不同空间实体之间存在根本区别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并导致了一个长达300年的“英国统治海洋世界”的局面。英国在20世纪失去的这种统治地位显然困扰着查尔斯·克利斯比，也许他为振兴人们对纳尔逊勋爵的记忆所做的努力只不过是古怪的哀悼行为。今天，飞机已取代轮船成为长途运输的主要交通工具，海洋不再像以前那样影响我们的生活。然而，我们的语言中仍然留有许多早期的痕迹：我们在“机场”上飞机、我们“登录”电脑、“浏览”网页。更重要的是，在为全球化和帝国主义服务的过程中，半个多世纪的海洋工具化在当今世界秩序里留下了明显的痕迹。那么，当前文学和电影（甚至是学术研究）重新关注海洋及其相关图像和符号，这既肯定了海洋作为文化想象的表现场域，同时也将海洋定义为一个深刻的历史空间和激进的政治空间。
邓颖玲，文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加州大学、日本德岛大学访问学者，湖南师范大学语言与文化研究院院长，主要从事英美文学、英语教学研究，主持国家级和省部级课题8项，出版专著和教材7部，发表论文40余篇。全国哲学社会科学通讯评审专家、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专家、全国英国文学学会副会长、湖南省翻译协会副会长、世界翻译教育联盟常务理事、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叙事学分会常务理事。曾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1次，二等奖1次；6次获湖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其中特等奖1次，一等奖3次，二等奖1次；第十五届湖南省优秀成果二等奖1次。
编辑：徐雪
审核：杨安
